在北京三里屯一家大型书店的检索库里，输入韩国作家韩江的名字，库存显示为0。这是10月17日，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周后，店员指着书架，语气淡然，“卖没了，谁都没想到她会得”。

　　这家店有约700平方米的空间、5万多册图书，而韩国文学隐匿在一个不起眼的墙角，跟国产武侠小说挤在一起，仅占据两层书架。旁边的欧美文学和拉丁文学则拥有一大面墙，日本文学也摆满了两个独立书架。

　　数量少、声量小，这曾是韩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处境。但近几年，韩国作家多次受到国际文学大奖的青睐，直到10月10日晚，54岁的韩江被诺贝尔文学奖选中，成为首位获奖的亚洲女性作家。

　　东亚社会沸腾了。人们阅读韩江的小说和诗集，讨论她作品中对暴力的反抗，中国互联网上，备受鼓舞的女性产生了情感共振——“在deepfake和N号房的泥泞里，开出反抗的花。”“女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韩江在首尔经营的独立书店门前，媒体和读者也蜂拥而至，但她没有现身，也拒绝召开新闻发布会庆祝，消失在大众视野里。关注的目光转而投向韩江的编辑和译者——TA们此前一直隐身于书籍背后，把韩江作品传播到海外。

　　2024年10月14日下午，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一幢玻璃幕墙大楼里，《凤凰周刊》记者见到了韩江的中文图书编辑魏凡。

　　他做了近10年的外国文学编辑，这是一项长期坐冷板凳的工作。四年前，他一度陷入“职业内耗”的深渊，首先是出版的限制，让工作进入无休止的等待——等待合同，等待审稿，等待书号，“等待体现了人生的荒谬性”。

　　同样难熬的还有，行业负面反馈带来的焦虑和自我怀疑。2020年10月的一天，毫无征兆地，魏凡突然被情绪打倒，跑到公司楼下哭了两个小时。

　　那段时间，韩江的《素食者》时常浮现在他脑海里，书中主人公英惠遭遇的暴力，让魏凡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如果不是这本书，我应该会离开出版业。”他后来在编辑手记中写道。

　　当时韩江的作品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最好的销量只有两千多本，但魏凡坚信她的价值，坚持出版。幸运的是，《素食者》先得到了公司内部的认可，后来又卖出了八九万册。

　　魏凡逐渐走出低谷，接连策划了韩江的5本书，每本制作周期都长达一年。制作小说《不做告别》和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时，他邀请译者卢鸿金翻译。

　　10月16日上午，我们与卢鸿金也进行了一场连线访谈，他成长于中国台湾，目前定居韩国，在新安山大学通识教育系担任教授，有20多年的译者经验。

　　卢鸿金分析了韩江作品的深层价值、背后复杂的政治脉络，以及社会公共体系对韩国文学出海的助力。关于韩江对政治创伤的书写，他这样评价，“终极目标不是去批判，而是去展现人性，是选择原谅，可是不能够遗忘。”

　　韩江获奖一周以来，魏凡陆续接到几十家媒体的邀约，出版社为此专门成立了“韩江项目”统一联系，还有时尚类杂志邀请韩江拍摄封面，但这“太不韩江了”，魏凡一直没有打扰她。

　　魏凡：我很开心，也很蒙，公司同事都很惊喜。晚上7点本来准备下班了，突然内部群里刷到消息，我们就返回公司，一起加班讨论接下来的营销和加印。

　　之前我们出版了韩江的6本书，接下来还会出版3本，除了韩国本土之外，我们是出版韩江作品最多的国家。有很多读者和媒体朋友第一时间跟我说，韩江作为东亚女性作家的代表，终于被世界看到了，有人比我更激动。

　　卢鸿金：大概是晚上九十点，韩国有了新闻快报，我原本以为是假新闻，虽然韩江频繁获过大奖，但以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高度，还是很令人惊讶的。后来发现是真的，我有点兴奋，也有人来恭喜作为译者的我。

　　魏凡：获奖前，《素食者》卖出了八九万本，在我做过的外国文学里不属于最畅销的。她后来出版的五本书，销量都是一两万册，卖得不是很好。

　　卢鸿金：普通大众买文学书籍比较少，我周边10个人当中没有1个读过韩江的作品，我爱人是韩国人，因为我的翻译工作，她才接触到韩江。韩江作品的议题比较沉重，读起来并不轻松，有时甚至需要放一放，才能继续读下去。《素食者》被拍成过韩国的实验电影，也没什么人去看。

　　魏凡：有几十家媒体来问，采访编辑、译者的都有。原本制作外国文学是一份不看重时效性的工作，但诺奖发布后工作节奏加快了很多，几乎是一键到底的过程，要不断开会，接很多电话。

　　卢鸿金：在韩国，韩江的书24小时内就卖了17万本。印刷厂忙着加印，韩国的新闻和电视节目还特别制作了韩江特辑。

　　卢鸿金：能够获得全世界普遍价值的认同，韩国民众相当兴奋。因为过去只有金大中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关于文学、医学、物理、化学、经济，这些个人学术成果的奖项都没有得过，这是第一次。

　　能够获得全世界普遍价值的认同，韩国民众相当兴奋。因为过去只有金大中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关于文学、医学、物理、化学、经济，这些个人学术成果的奖项都没有得过，这是第一次。

　　但社会各界的反响也跟政治理念有关联。政治暴力导致了很多分裂，不管是南北韩的对立，或是南韩内部的对立。据我个人估计，韩国人现在有40%左右属于保守派，支持过去的朴正熙、全斗焕和现在的尹锡悦，还有40%属于像韩江一样的进步派，支持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等，剩下的20%不怎么关心政治。

　　韩江出生在光州全罗道，她关注的焦点当然是民主化，是过去保守政权军人独裁时发生在韩国的事件，不管是《少年来了》的光州民主化运动（1980年），还是《不做告别》里面的济州岛四三事件（1948年)，都在反映国家暴力、公权力的暴力，如何武力镇压和屠杀善良无辜的百姓。

　　保守派大概率会很讨厌韩江的作品，这几天，一位保守派女作家就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韩江的不以为然。但总体来说批判的人很少，不超过三四个，政坛和文坛的大多数人还是给予了祝福，毕竟得诺奖是一件超乎政治理念的重要国家事件。

　　魏凡：对比往年来看，诺奖之前颁给了几个诗人和剧作家，跟中国读者喜欢的文学类型不太契合，一些作品还是在获奖后才引进，而韩江的小说和诗歌我们都出版了，可以趁着热潮去读的书比较多。而且韩江写的是东亚女性的故事，也会让国内读者读到共通的东西，李银河老师也说，韩江是近些年诺奖得主中她最能共情的一位。

　　冷杉RECORD：为什么韩江能屡次获得国际大奖的青睐？相比于其他韩国作家，韩江有什么特别之处？

　　卢鸿金：诺奖颁奖词中说，她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手机无线创建vpn连接不上去，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韩江为人所知的书大概有三本，《素食者》讲的是韩国家庭里以父亲为主的家庭暴力，《少年来了》和《不做告别》，都是书写牺牲和伤亡惨重的政治事件，反抗的是过去的国家暴力。很多牺牲者至今未获得平反，家人也有长达一生的创伤，韩江专门把这些伤痕挖了出来。

　　一般韩国女作家的作品都会与牺牲、死亡和历史创伤有区隔，而韩江作品都在探讨暴力和伤痕这些沉重的议题，这是她的特别之处，也是受关注的地方。

　　卢鸿金：在我看来，韩江属于印象派作家，作品中有很多后现代的手法，写历史事件时她会用冷静的文字去描绘感情，不是直接表达，而是用隐喻的东西、幽微的东西、象征性的东西、对比的东西去结合。《不做告别》里使用了很多意象，用树木、雪花去代表生跟死。下过雪后，光秃秃的树上只有黑色和白色，黑色代表墓碑，跟济州岛大屠杀中死去的灵魂产生连接。这样抽象和隐喻的细节，也是翻译中最难的部分，我有时也不敢确定，这些描写是真实的还是虚无的。

　　我觉得韩江的作品跟王安忆有些类似，她们都用很大篇幅去写主人公所在的环境和内心世界。王安忆在《长恨歌》中用了好几十页写上海的巷弄，韩江的《不做告别》前一部分没有直接进入济州岛事件中，而是写梦境和主人公想自杀的心情。

　　卢鸿金：她用女性视角去描述政治事件时，虽然要讲相当残酷的政治迫害，但没有直接做宣判和陈述，笔法是很委婉的，很间接地把内心感受呈现在你面前，而很多男作家的写作中就没有太多这样的内心独白。

　　过去的作家还会直白地描绘施暴者的丑态，韩江并没有，她在写光州事件和济州岛大屠杀时，都没有下定论，只是记录下来。我觉得她的终极目标不是去批判，而是去展现人性，是选择原谅，可是不能够遗忘。

　　从我接触的作品分析来看，韩江得奖的可能性会高于一些知名的韩国男性作家，比如高银和黄晳暎。黄晳暎的作品不像韩江写得那么美，他直接呈现事实，还带有很多主观判断。我最近在翻译他的《铁道家族》（暂定的中文书名），写到日据时代韩国工厂的示威抗议，能感受到作家本人非常厌恶日本殖民统治，这么直白的表达能不能获得奖项青睐是一个疑问，此外诺奖也会有政治层面的考量。

　　卢鸿金：国家支持文学推广很重要。隶属于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韩国文学翻译院，会资助翻译者、补助出版社，也培养了很多韩国本土和外国的翻译人才，他们把韩国的小说、散文、诗、学术作品，翻译到海外，目前韩江的作品已经被推广到28个国家。

　　韩江得诺奖后，有东亚出版界的人说，像韩江这样水平的作家他们有一大堆，可问题是他们没有去推广、经营和耕耘，那就很难被看到。韩国文学翻译院成立了28年，韩江获奖背后，其实是韩国特别重视文学外译的成果。

　　海外传播的过程中，译者也很重要。好的译者不只要对文字有理解，还要了解韩国的政治、社会、大众心理，才能做很好的诠释。

　　魏凡：之前我对韩国文学的概念很模糊，受韩剧影响，我刻板印象中认为韩国文学也比较偏青春或家长里短。孔枝泳老师的《熔炉》，改变了我的看法，这是我最早制作的韩国文学，反映了严肃的社会议题，市场反应也很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发现韩国有一批文学性很高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2018年诺奖停发，韩国最大的网络书店yes24发起过预测诺贝尔文学奖的读者票选，韩江以20.3%的得票率高居榜首，我因此了解到她。

　　魏凡：我读完这本书的第一感受是震惊于这个故事，尤其是主人公英惠的父亲逼她吃肉的画面——往她嘴里塞，掰开她的双唇，打她的脸，英惠处在周围所有人对她的暴力之中，让我联想到自己的经历，感觉跟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最初觉得这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书，后来才逐渐理解她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暴力。

　　2013年，国内就有出版社做过这本书，名字叫《素食主义者》，当时的封面比较男性凝视，是一个女性后背画着红色花朵，似乎在展示亚洲女性的苦难，迎合西方社会对东方的猎奇想象。广告语还是“真实呈现精神障碍者的感官世界”，我觉得这个理解有偏差，就想把这本书再做一下。我想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某种处境下的弱势群体，当你成为弱势者时，会遭到怎样的暴力对待和不被理解。

　　魏凡：韩江之前在中国出版过三本书，最好的只卖出了2000本左右，剩下都是100多本，销量很差，我原本做好了这本书不会通过的打算。但我所在的磨铁出版社有个规则蛮有意思，做外国文学的高级产品经理每年有一个力排众议、一票通过选题的权利，有点像pass卡，我当时想如果不同意的话，用这个卡就OK了。

　　2020 年 7 月的选题会上，我介绍她跟我之前读到的女性文学都不一样，女性之外的读者也能产生共鸣，写作手法也是国际上流行的魔幻现实主义，残雪和托卡尔丘克也这样写，很符合现在的写作趋势和议题探讨，我判断至少能卖5万册。

　　大家听了很喜欢，这几年国内女性主义的讨论环境确实大不相同了，领导觉得有必要做，还决定当作重点选题来操作。

　　魏凡：书名从上一版的《素食主义者》变成了《素食者》，因为素食主义会让人觉得主人公是出于宗教信仰不吃肉，但我觉得她纯粹是一种个人选择。

　　旧版翻译的译者是男性，带有一定的男性视角。我们重新试译了6个译者，最后定下了生活在韩国、非常喜欢韩江的女性译者胡椒筒。

　　书封上那句话也非常体现这本书的表达，“你现在不吃肉，这世界上的人就会把你吃掉”。韩江老师后来写了一句话，我们放在了新版的书上——“她沉静地坐在那里，就像等待着什么，她的目光沉静而坚定。”

　　后来有读书博主推了这本书，视频标题是“没人做过，就是错吗？从来如此，便对吗？”有的读者还反馈，读完感觉很像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些都是我没有想过的方向，让我重新思考这本书的主题。

　　卢鸿金：近10年来，翻译出版的总量相当惊人，我忙的时候一年要翻译三四本，现在到明年8月都已经排满了。但直白来讲，有很多审阅问题，如果书籍牵涉到政治议题，可能要做一些删减，不能够原汁原味地呈现，这是不是会毁损作家要表达的东西？还有很多跟朝鲜半岛议题相关的好作品，不见得能在中国大陆出版。韩国作家对于审阅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删减的话就不要出版，另一种则是比较开放，能够出版就是很好的。

　　冷杉RECORD：近几年国内读者热衷于韩国文学，有这样一种归因——东亚各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具有相似性和同构性，很多中国读者读韩国文学来“代餐”，你怎么看？

　　冷杉RECORD：过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部分是七八十岁的男性作家，少部分是七八十岁的女性作家，以欧洲作家为主，这次选择一个54岁的亚洲女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来说是不是一种革新？

　　魏凡：诺贝尔文学奖从2018年性侵丑闻之后一直在革新，其实近10年是平衡的，5个男性5个女性，它之前也一直被诟病太关注欧洲，很少关注亚洲，上一次亚洲作家获诺奖还是12年前的莫言，也希望韩江老师的获奖能作为一个开始，让更多东亚作家获得国际认可。

　　魏凡：我觉得任何一个女性作家获奖都会遭到男性反对（笑），尤其是韩江作品中有一定程度的对男性的冒犯。我们肯定一种说法，作家写出作品以后，跟TA本人就没有关系了，大家对作品解读成什么样，只要是正当讨论，不是谩骂，就有意义。

　　冷杉RECORD：网上还有一种声音，说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对于朝鲜半岛议题的关注”，你怎么看？

　　卢鸿金：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对好作品的解读都不同。但我不觉得跟半岛议题有什么关系，好的作品是有普世价值的，放到哪一个国家都能够引起共鸣，是否能被诺奖选中，跟作家文学生命的旺盛程度有关，跟TA的风格是否符合文学界的风潮有关，以及跟作品本身能否带来感动和理解有关，跟发生在哪个地区没有关系。

　　卢鸿金：2000年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男性作家主导的文学书写，大部分跟大时代下的国家命题关系密切。2000年以后，女性作家的声音逐渐出现，她们的书写比较柔软，会关照个体的生命和内心世界。2010年之后，年轻女作家涌现得更多。不过矛盾的是，虽然韩国女性主义作品很多，各种女性议题都被提出来，但社会现实却没有太大改变，女性还是在男性主导的职场环境里，没办法完全得到公平对待。

　　魏凡：我相信会有很多东亚女性作者受到她的鼓舞，除了写历史事件的两本书，韩江老师其实也写私人化的东西，比如《素食者》中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吃肉和语言暴力，都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非常小的点，韩江敏感地察觉到，并写主人公英惠拒绝吃肉，不再说话，有一种很决绝的对日常生活中问题的抵抗，有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感觉。这次获奖，说明写作私人化的东西也能得到认可，会鼓励更多女作家写出具有女性视角的文学。

　　魏凡：年底我们会出版印度女作家吉丹贾丽斯里（Geetanjali Shree）的作品《沙墓》，跟其他用英语写作的印度作家不同，她坚持用印地语写作，我们也是从印地语翻译成中文的。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老太太到80岁时，终于重新掌握人生自由，变成了一个女权主义者，开始跟周围的大自然对话，跟变性人邻居做朋友，然后跨越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

　　她在2022 年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印度作家。发表感言时她说，边界就是用来跨越过去的。近几年，布克国际文学奖就像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哨站，韩江得奖也会对这位印度女作家获奖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冷杉RECORD：《素食者》出版时，你在编辑手记里写，“如果不是这本书，我应该会离开出版业”，当时处于怎样的工作状态？

　　魏凡：有点心灰意冷，因为有一段时间出版环境确实不好，美国书号受限，我之前主要做北欧文学，也很限制，要比以往任何时间里都要难上几倍。就像我在某位出版人日志中读到的那样：“事情本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你做了应该做的事，只剩等待。等待体现了人生的荒谬性。”

　　另外，做外国文学本身就是一个“长期坐冷板凳”的状态，几乎每本的制作周期都是一年。韩江6本书的策划，每本我们都做得挺精美，烫了不同的金，请了很贵的插画师和翻译老师，但《素食者》之后的书，销量一直不太好。

　　魏凡：影响挺大的，因为我们是毛利制考核，一本书赚了赔了都会体现在我的工资里。卖书有三种情况——这本书你很喜欢，但是卖得很差；你不喜欢，但它卖得很好；你又喜欢，又卖得好，肯定想追求第三种情况，但太难得了。负面反馈出现时，我就会产生倦怠，觉得这件事情明明不赚钱，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力气？

　　我也一直要在选书和赚钱中做权衡，出版韩江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时就很犹豫，因为国内没有卖得好的诗集，大家也没有读诗的习惯，但因为韩江老师是写书出道，读诗对于全面理解韩江的创作非常有帮助，所以还是挺纠结地引进了。

　　魏凡：能坚持10年，当然是因为我还有一些畅销书，比如TFboys和马天宇的明星书，还有《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会让公司认可我继续干。同时我也得到了来自读者、商家、同行的正向反馈，很多新来的同事跟我说，是看了我的《素食者》编辑手记，才想来公司的，会有一点被看见的感觉。这次获奖也有很强的正反馈，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做没有反馈的事情，是非常艰难的。

　　魏凡：主要是对信心很有帮助，过去有内容很好但销量不一定会好的书，就想着要不放一放，现在觉得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再试一试。我之前有个同事陈亮情况类似，他做的书销量也不好，还是一直在坚持，后来他负责的白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得了诺奖，对他产生了很大鼓励，他又陆续做了很多纪实历史的书，包括讲耶路撒冷的。

　　韩江这次获奖让我们有契机可以引进她更多的作品，也给了大家做韩国文学，尤其是韩国女性文学的信心，同时会让公司在做严肃文学方面更坚决，一些尘封已久的严肃文学作家有望引进，除了韩江，我们还出了库切、村上春树的书。

　　二十四岁的那个中秋夜，为了看月亮，我独自走出大门。那时，我一边在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上班，一边利用只睡四五个小时省下来的时间偷偷写小说。应该许许愿了，望着皎洁的月亮我想了想要许什么愿。

　　魏凡：2021年2月，我读到《植物妻子》序言中韩江写的这段话，觉得做外国文学不要丢掉那颗心也很重要。当图书编辑是很多文学青年的梦想，原本以为每天能跟书打交道，实际做时就会发现更多是跟表格打交道，跟人打交道，看稿的时间反而会变少，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过程，工作时间一长，也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干什么。但做韩江老师的书时，我看到她写的句子会截图给同事们，感叹她真的写得很好，让我又重燃了对文学的热情。

　　还有一件小事，制作《不做告别》和《失语者》时，韩江老师对封面采用插画来表现提出疑问，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解释了我们的设计意图和中国大陆市场的喜好，然后拜托版权部的同事翻译成韩文，再托韩江在英国的经纪公司，转交给了她。韩江老师后来回复了一封信，让我们非常感动，以下是从韩文译成中文的版本：

　　您好，您发给我的信我很感激地收下了。您亲切仔细的说明让我理解了您设计的意图。感谢您付出的心意和时间。现在我可以用另外一种目光接受这几本书的封面了。我很感谢并尊重魏凡老师和设计师、插画师老师付出的努力。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与中国读者进行深厚的交流。感谢您把我们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