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许榕生刚刚博士毕业，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读博士后。一天，李政道来到他毕业的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做讲座。结束后，李政道把几个中国留学生叫来，用中文给他们讲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进展，讲了很久，又一个个问他们：你是学哪个专业的？你是哪一年毕业的？你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

　　时年32岁的许榕生就是其中之一。1970年从北大数学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农场，干了两年体力劳动，随后被调到湖南省计算技术研究所，在一间教室那么大的计算机上，许榕生编了5年程序。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他报考了中科院计算中心。考上后，因高能所急需计算机人才，他被意外地调到高能所，进入了高能物理的世界。

　　李政道不是循规蹈矩的人，他从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一一说服几十所美国大学的物理系和招生办。最终，这些学校同意以美国大学研究院的物理试题，直接考核选拔中国优秀学生，并为入选者承担教育和生活费用。这就是后来持续10年、培养了916名优秀学子的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项目。

　　留美7年后，带着李政道的亲笔推荐信，许榕生重回高能所。他还得到了一笔4000美元的特殊资助，那是李政道特意从他在北京建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拨出的。开始，许榕生以为这笔巨款要用在科研上，“后来李先生专门讲这些钱你们拿回去买肉吃，随便花，别担心，当时很多人眼泪都快出来了，那是一笔big money。”

　　4000美元是什么概念？许榕生笑着讲了一个小插曲。1988年8月30日，他回国报到。人事处的女同志问了他的学历，工资定级为70多块。许榕生补充说：“我不是刚毕业的，‘文革’期间还工作了好多年。”女同志抬头看了一眼，许博士的头发都快没了，“嗯”了一声，“你确实不是刚毕业的，加上工龄，每月84块。”

　　这笔相当于他10多年工资的“巨款”，让许榕生免除了生活的后顾之忧。他回国之际，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硬件已经完成，只剩下软件系统需要安装、调试。那时计算机软件还是新鲜事物，一般访问学者出国一两年，想吃透高能物理实验的庞大软件系统并不容易。而许榕生在美国待了七年，既学高能物理，也学计算机和网络，还在SLAC做过实验，专业正好对口。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短短两个月，他就完成了对撞机的软件工程建设，以及海量数据的筛选、数据获取的质量分析、数据分类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大数据分析的前序，从几百万数据中过滤出干净的数据，归类整理好，接下来才能让物理学家上场进行物理分析。”

　　那天，邓小平由李政道全程陪同，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对撞机和谱仪，然后在现场即兴讲话：“过去也好，今天也好，未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36年后的今天，邓小平的讲话早已成为现实。凭借这一“国之重器”，中国成功跃上世界科技前沿大舞台，撞出了粲物理领域的三十余年领先。

　　美国研究人员经常在两国间飞来飞去，没有互联网，只能把数据拷进磁带背来背去。“我们用最小最轻的磁带，每次还得装一大皮包，一过海关就被查，外国人讲不清楚，赶紧打电话给我，中科院就得派人过去，给海关解释，这是高能所的实验数据……”“我们的软件系统要升级，很多软件包也得从美国拷贝背回来，一进海关，又被拦住了……”

　　最重要的是，这条专线运行的是TCP/IP协议。众所周知，TCP/IP是互联网通信最基本的协议，正是有了这个协议，海量的数据才能在不同的计算机网络之间传输。TCP/IP协议1983年被美国的阿帕网(全球互联网的鼻祖)正式采用，接下来的10年逐渐盛行。高能所开通的互联网专线之前，中国通往世界的电子邮件、辗转登录的网络，跑的都不是TCP/IP互联网协议。

　　开通一条前所未有的国际高速网络，按今天的惯例，绝对是一项资金不菲的大课题。许榕生真是个纯粹的学者，完全没想到申报课题、申请资金，一个人就跑去了中科院计算所。

　　“我们不可能干等着，只好另辟蹊径。”“三角网”接入世界互联网的一路坎坷，当年的许榕生无从知道，亦无暇顾及。他蹬着自行车，从玉泉路一直骑到西单的北京电报大楼(北京电信局的对外服务部门)，走进大厅询问：能不能提供接入英特网的服务？许榕生问的，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ISP(互联网接入服务)。只是那时“互联网”这个名词尚未出现，他只能把Internet音译为“英特网”。

　　工作人员似乎还是没有完全听懂，就让他先填表。简单的表格，在深谙计算机网络原理的许榕生看来，信息量反而比工作人员的回答更多。原来，前面有八家租赁64k专线的用户，都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因为长途电话费太贵，专门包月租赁了专线，用来打电话、发传真。其中有几家日本公司，据工作人员说用专线传数据，“也不知道他们在传什么，一天到晚不停地传。”听到这里，许榕生心里有底了：日本公司能用来传数据，这事儿应该可以做成。

　　这一等就没了动静，从1991年秋天到1992年春天，申请专线的事毫无进展。许榕生仔细打听、咨询，这才知道，北京市当年的光纤网只铺到四环以内，以电报大楼为中心，四环内分布着50多个电话局。先前的其他八家用户都在城里，离光纤很近，只需几百米的铜线，就能连上光纤网，信号损失不大。而高能所的位置距离最近的电线千米，嫁接铜线k的速率难以保证。

　　许榕生写了张纸条国药集团vpn系统，把专线的基本问题以及需要的帮助描述清楚，交给了郑志鹏。“调我到计算中心，就是郑所长的果断决策。”许榕生回忆，“他也是我的恩师，我读硕士期间，他就察觉到我的计算机水平不一般。当年高能所从欧洲丁肇中实验室带回来一盘IBM磁带，里面记录着大量科研软件和数据资料，由于国内没有同类机型，磁带装到计算机上，读出来的都是乱码。这个问题耽误了半年都没人能解决，他所在的研究室就让我来试试，我那时还是研究生，编写了一段小程序，就轻松解决了问题。这段程序的原理，其实就是今天互联网中广泛应用的FTP(文件传输协议)，它让各种型号的计算机文件能够互联互通。”这件事也成为后来高能所导师推荐许榕生进入CUSPEA行列出国深造的原因之一。

　　1992年夏秋之交，北京电信局派出的工程队来到了高能所。一群人带着仪器，雷厉风行地测试信号，一个小伙子一边干活儿，一边忍不住开了个玩笑：“你们高能所好厉害啊，上面有人打电话！”测试结果的确有点麻烦，距离光纤接口太远，信号损失很严重。

　　北京电信局确定的最终方案是，用一对电话线局连到高能所，电话线k的基带调制解调器(俗称“猫”)相连。这在原理上是可行的，谁知，施工完毕，工程师们翘首以待，信号却在离高能所1000米的地方消失了，也不知整条线上具体是哪个环节或参数出的问题。为解决具体的技术细节，北京电信局只好到邮电部搬救兵，邮电科学院的传输研究所为此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专门研究64k的“猫”怎么过渡信号，据说课题费花了5万元。

　　幸好，一个星期后的3月9日，美国政府同意了科学家的申诉，网络重新恢复。不过，美国政府的同意是有条件的。他们传真来一份合同，要求中方签署。许榕生记得，合同里有两条最重要的协议：不能用于商业活动，仅用于科学交流；不能在网上从事军事活动，包括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这方面的用途，要维护网络线路的安全，不能散布病毒，不能有黑客行为。

　　直到一年后的1994年4月20日，胡启恒牵头的“三角网”(NCFC)正式接入美国骨干网，中国才实现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成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第77个国家。一个月后，“CN”域名回到中国，几乎与此同时，高能所专线也实现了Internet的全线年只是部分进入互联网，许榕生还是感慨万千：“过去我们出国回国把磁带背来背去，跟唐僧背经书没什么区别，这条专线的开通，结束了背磁带的时代。”

　　彼时，郭师曾已是知天命之年，但对新生的互联网认识独到，她请许榕生到自然科学基金委介绍互联网情况，当场拍板，拨给高能所30万元经费，请高能所为自然基金委的1000多名基金项目负责人开通拨号终端服务，以便他们快速便捷地使用电子邮件与全球通信，并适当地补贴了高能所专线的开销。

　　中科院物理所的王鼎盛院士当年常往返于中美之间。20世纪80年代，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背数据，“最重要的两盘拿在手上，人在磁带在，次重要的放在行李箱空运，不那么重要的海运，10多盘磁带分了三种运输方式。”1993年6月，他再次回国时，到高能所办了手续，回到家中立即给美国教授发去一封电子邮件，美国教授大吃一惊：“哇！中国能发EMAIL了！”王鼎盛感叹说：“这件事不单单对中国高能物理界，对整个中国科学界都做了件大好事。”

　　科学家用户上网非常踊跃，为解决网络拥堵问题，高能所计算中心的系统管理员安德海编写了一个小程序，让这些科学家们键入用户密码后，无须操作键盘，就能自动连接网络，并将预先写好的邮件进行发收，既减少了用户操作手续，又大大节省了联机时间。有的科学家年龄大，高能所派年轻人到他们家中，帮忙安装软件，教他们使用“猫”。许多年后，老科学家们见到许榕生，还惦记着当年帮他们上网冲浪的女生小吴、小马等。

　　1993年夏天，一个25岁的湖北青年被朋友神神秘秘地带到高能所实验室。屏幕上，一行一行的Unix命令不停地跳跃着，他的心也随之怦怦直跳。“我第一次连接上了互联网。这实在是一种神奇的体验，整个世界就像都在眼前。”青年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个小工具上传到国际上好几个软件下载站点，几天后再次上网，发现自己的工具软件竟得到了很多好评。许多年后，已经成为小米科技创始人的雷军向公众分享创业思考，“我立刻就迷恋上了这种体验……”

　　第二年，西安交大的毕业生方兴东被分配到北京，围观了一个朋友在高能所收发邮件。那会儿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依靠邮寄纸质资料的古老方式，而这个朋友的申请信，通过高能所专线，一下子就传递到了国外。第一次“触网”，方兴东立刻被无形的网牢牢吸引住，从此投入这个新兴产业，“为互联网摇旗呐喊”，成了中国互联网界最重要的评论家之一和中国“博客教父”。

　　1993年底，由郝柏林起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共同提出的一份建议书被提交给国家，建议“建设全国性计算机网络”。正是在这份建议下，国家最后决定，以中科院牵头的“三角网”(NCFC)为基础，建设了中国科技网(CSTNet)，教育界则建设了大学生们最熟悉的“教育网”(CERNet)——它们是中国后来大名鼎鼎的四大互联网骨干网中的两个。

　　1990年前后，供职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英国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了万维网、网页语言和浏览器等关键互联网基础设施。现在人们浏览网址时，早已习惯了“www”的前缀，但很少有人知道，万维网的诞生源自高能物理，而中国的第一个www网页，同样出现在高能所。

　　1994年4月15日，研讨会现场人山人海，所有人都兴奋无比，只见伯纳斯·李打出一张世界地图，表示凡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将装上www服务器。因为几个小时前，许榕生刚告诉他，中国已经接入了互联网，正准备建立www服务器。伯纳斯·李特别指着地图上的中国有点激动地告诉所有人：“中国这一大片也要有www了！”

　　Linux原本是由一个名为Linus Torvalds的芬兰大学生带头开发的作业系统，1991年诞生后，迅速成为微软公司Windows操作系统的强劲对手。与Windows不同的是，Linux的源代码完全开放，只要掌握了Linux，就能免费安装互联网上的大量软件应用。因此，自学成为Linux专家，一度是那个年代冲浪的年轻人的最大梦想之一。

　　彼时，www服务器不能安装在windows系统中，只能安装在昂贵的Unix操作系统或免费的Linux上。多亏这些年轻“极客”对Linux系统的自发钻研，让高能所不用购买昂贵的Unix操作系统，就能在个人计算机上搭建出中国第一个www服务器及其网页。1994年4月15日，中国第一台www服务器开始在高能所运行，向全世界展示了来自中国的网站信息。

　　现在看来，当年这个网页极其简洁，每页都是英文，主要介绍高能所的相关科研。整套页面只有一张彩色图片——纪念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邮票。神奇的是，如此简单的网页建好才几天，全球就发现了来自中国的第一个网站——。而最让许榕生兴奋的是，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个与高能物理无关的子栏目——“Tour in China”(在中国旅游，后改名为“中国之窗”)。

　　1994年5月，许榕生回到北京时，负责搭建www网站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说难也不难，网页上那个介绍中国的子栏目不知该放些什么内容。关于高能所的内容可以非常“硬核”，科学家们交流，无需花里胡哨的图片，但要给外国人介绍中国，只有干巴巴的文字可不成。高能所没有图片，许榕生找到了国家进出口图书总公司和故宫博物院帮忙，提供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照片。

　　几乎没有人知道，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国外谣言满天飞，中国之窗协助进行了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对外报道。北京会议现场的图片、视频纷纷上网，有图有真相，谣言不攻自破。因报道速度比新华社还快，传播效果显著，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李源潮在表彰大会上高兴地称：这是第一次用高科技击退了海外舆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给高能所发了一张奖状，表彰其为世界妇女大会作出的贡献。

　　或许正因这种纯粹，后来风生水起的互联网商业大潮中，中国之窗逐渐隐退。如今，许榕生的名字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总是被冠以“中国反黑客第一人”的名号。这是因高能所开通互联网专线时，美国发来的那份协议提到“黑客行为”，让许榕生注意到了互联网的另一面。从此，他断然转向网络安全研究，培养我国信息安全领域的领军人才，翻开了人生另一页的精彩。

　　的确，李政道改变了许榕生的人生轨迹。今年8月11日，在北京高能所召开的李政道先生追思会上，许榕生回忆起李政道对很多人说过的一句话，“要感谢你帮助过的那些人”。从对撞机的软件工程建设，到第一条互联网专线的开通，再到“中国反黑客第一人”，许榕生把先生话中的哲理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他说：“我回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非常感谢我们高能所，感谢国内的整个社会环境给我带来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