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首批招生放榜。名次由后向前依次揭晓，待到前三名如何定夺，老师们因为两篇作文发生激烈的争执。评卷总负责袁大胡子（袁吉六）不太喜欢毛泽东豪放的文风，认为蔡和森文章应列第一，而黎锦熙等老师均以毛文第一。

　　一边是杏坛名宿，一边是新学少壮。校长孔昭绶左右为难，不敢贸然拍板。就在这时，人称板仓先生的杨昌济登场了。他来一师，是准备退回孔昭绶发给他的聘书。

　　杨昌济看过蔡和森的文章，惊叹水平很高。待看到毛泽东的文章，先是称其天马行空，说文章结构、遣词造句等稍微不及前篇。旋即话锋陡转，连连感叹此文越读越有一种压不住的勃勃生气，谈小学教育的优劣，论战争之成败、国家之兴衰，纵横驰骋间豪气冲天，立意高远而胆识过人，乃天纵奇才之征兆，当成非凡大器。

　　艺术创作，诸事罗列，大事不虚，小节不拘。从剧中看来，杨昌济是第一次知道毛蔡。事实上不然。蔡和森1913年来到长沙，直接考入省立一师；而毛泽东在1914年2月随省立四师并入一师前，已在杨昌济兼任修身、心理课程的四师读了一年书。

　　不仅如此，毛泽东于1913年春以作文满分考入省立四师，进入预科一班学习。校长陈润霖称赞：“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毛泽东在四师时，曾记下了万余言的“讲堂录”，其中就有杨昌济执教的修身课笔记。

　　四师课堂上的交集，以及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获评全省优胜的卓越表现，特别爱才且平易近人的杨昌济应该是熟悉的。他作为四师兼职老师，在四师并入一师后，继续被一师聘任。

　　民国肇建，教育部出台《壬子学制》，改学堂为学校。湖南都督谭延闿成立筹备处，“拟就岳麓书院旧基创办湖南大学”，但因“军事倥偬，学款未集，议定而事未卒行”，只好改名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拨定岳麓高等学校为高等师范学校校舍。”

　　湖南高师以继承岳麓书院学统自任。民国四年（1915年）十二月刊印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志》，明确该校溯源至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

　　事与愿违。1917年，北洋政府又改学制，调整全国高等师范布局，只保留北京、南京、武昌、广州、成都五所师范学校，责令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停办，并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

　　杨昌济改变策略，旗帜鲜明地主张将高师改为大学，并联系高师校长刘忠向、教务长杨树达和教授朱剑凡、易培基，以及曾在北京、武昌成功创办私立明德大学的胡元倓等，联名呈请湖南省政府就高师改设湖南大学预科。

　　紧接着，成立第二届湖南大学筹备处，设于岳麓书院内，聘杨昌济任主任，孔昭绶、胡元倓、易培基任委员。

　　这也为毛泽东、蔡和森等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内，积极筹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提供了不少方便。悬于书院讲堂上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也在此时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革命人生方向。

　　而创建湖南大学，一直是杨昌济无法释怀也在努力争取的强烈心愿。虽然筹备处最终没有实现筹建湖大的任务，但接管了湖南高师全部的校址、校产（含图书、仪器、金石什物等），应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简称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之请，将大部分校舍借与该校办学。从教学传承上而言，湖南工专进入岳麓书院办学，将湖南高师与后来组建湖南大学的文脉道统连接在一起了。

　　湖南高师被停办，杨昌济继续在湖南一师兼课，同时于1917年9月接受了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简称湖南商专）校长汤松的聘任，担任教务主任，同时教授国际商法和伦理学。

　　湖南商专课程引入伦理学，应该由杨昌济发端，传至今日之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伦理课程仍是本科生、研究生的一门必修课。

　　履职商专的杨昌济，积极推动教学改革。他重视艺术教育，聘请古乐名家来校执教，把古乐引进教室，开设古琴一科作为正式功课。他自己也精于此道，常为学生弹奏古曲，陶冶性情，激扬志气。在英国和德国考察西方教育制度时，他曾专门考察音乐教育，回国后以商专为试验田，引入各国音乐教育经验，推行改良国乐与普及音乐教育试验，形成具有强烈实验主义色彩与道德伦理导向的审美艺术教育。这与当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高度重视审美教育，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教融合西方艺术教育，在新学中大力推广，是遥相呼应的。

　　杨昌济倡导学业与修身并重，主张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不可偏废。即便在培育商业管理人才和金融银行家的商业专门学校，他也在身体力行地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当时湖南商专培育了一大批胸怀家国的优秀青年。不久，长沙城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暴政的驱张运动，诞生了革命刊物《湘江评论》，以及进步革命团体长沙文化书社苹果平板vPN连接不上，其骨干力量中不少是深受杨昌济思想影响的商专学子，如彭璜、易礼容、李庠等。

　　1918年6月，杨昌济在应蔡元培邀请赴北京大学任教前夕，专门写了一篇《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再次强调岳麓的千年文脉和人杰地灵，以及创建湖南大学之合理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令人唏嘘的是，1920年1月17日，不到49岁的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蔡元培说，“北大以他为荣”，“惜本校失此良师”。毛泽东悲恸敬挽恩师：“忆夫子易帻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

　　杨昌济在弥留之际，还专门致信章士钊，极力推荐毛、蔡：“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6年2月，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与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以及杨昌济生前组建的湖南大学筹备处所握岳麓书院一切产业，实现合并重组，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他自海外归来，带来了从日本、英国、德国学到的先进教育制度理念，融合中西，提出创办综合大学的新思路，对千年学府湖南大学的定名面世，实有开创之首功。

　　杨昌济把全部心力放在重振湖南教育上，希冀以新式教育理念来培育新公民，为建立新社会打下基础。他在《湖南教育杂志》发表文章《教育与政治》写道：“教育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无善良之政治，则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

　　《论语·卫灵公篇》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杨昌济全身心地投注于教育工作，每星期教修身等课程二十多个小时，学生们亲切地尊称他为“孔夫子”。

　　他在致教育总长范源濂的信中写道：“振兴国家，必须振兴教育，振兴教育，必须抓好高等教育；以预养师资，发达学术。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

　　他的课堂，是新文化的提倡和宣传，是在“为社会增一分精神之财产”。他认为“要将时代改造成为进步的时代，必须改造国民的思想，吾国变革虽甚激烈，但国民之根本思想，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待于哲学之昌明”。

　　他冀图教育改革的思想，深刻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最初的择业观念——教育职业。他提出的“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曾是毛泽东等创办新民学会的思想基础，直至1921年1月元旦，18名新民学会成员在文化书社秘密集会，商讨未来新方向，大家决定要以实行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改变中国和世界为新的使命。

　　1936年6月至10月，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昌济的一生，除了担任过湖南大学筹备处主任和湖南商专教务主任两个事务性职务外，就是深潜教职立德树人，引导积贫积弱时代的中国青年“立志”“修身”和“知行合一”。他以诗言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恰同学少年》中有一幕师生问志的场景，杨昌济坦言：“杨某平生，无为官之念，无发财之想，悄然遁世，不问炎凉。愿于诸君之中，得一二良才，栽得参天之大木，为我百年积弱之中华，撑起一片自立自强的天空，则吾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