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进步，企业对员工的监控手段越来越隐蔽。办公电脑内监控上网行为的插件、通过VPN连接的公司Wi-Fi，都可能成为公司获取个人聊天记录的渠道。此前，杭州某公司给员工派发智能坐垫，说是为了监测使用者的健康状况，但同时也能统计员工每日坐在座位上的时长。一些企业为了防“摸鱼”，甚至在厕所安装计时器和信号干扰器，还会公布员工如厕时长。

　　有律师介绍，一般认为，办公区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私密空间，用人单位以管理为目的在办公场所安装摄像头，目前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禁止。不过，企业在实施监控时仍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监控内容的查看、调取权限及流程作出规范，此外，不得在卫生间、更衣室等私密性强的场所安装摄像头。还有专家提出，企业监控工作场所应当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以及企业利益和劳动者承担风险成比例的“比例原则”。现实中，这些“底线”并不容易守住。

　　事实上，装监控、限制如厕时长等，形式上的“威慑”大于实际意义，并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员工真想伪装“称职”“忙碌”，并不是什么难事，比如，在PPT上“精益求精”snapchat挂vpn无法连接、事事追求“留痕”、下班后还在工位上“表演加班”。但有研究发现，无效忙碌会使员工的创造力下降、离职意愿提升。

　　从另一个角度看，“装监控”也是“计算思维”下，一种较为偷懒的考核方法。只看员工的电脑桌面、聊天记录，就能判断员工对企业的贡献吗？如果管理层没有真正花力气“投资于人”，只能看见“虚假的努力”，忙着用系统“盯人防守”，这何尝不是一种无效忙碌呢？

　　此外，“抬头三尺有监控”的办公环境也会让同事之间逐渐疏远，人人自危。午休的闲聊、茶水间的放松，都会成为奢侈品，集体认同感将被进一步削弱，职场缺少互信，自然会影响效率。员工并非只受薪酬摆弄的孤立个体，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员工聊天中提到“跳槽”“离职”“私单”的次数等都被作为“离职倾向分析”和“怠工情况分析”的判断依据时，很难说是高离职率催生了监控行为，还是这种不信任的监控行为恶化了员工对雇主的评价。

　　最理想的情况是，企业和员工互相成就。当工作具备实现自我、创造价值、与他人建立联结的属性时，员工就会产生内在驱动力。根据波士顿学院、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联合研究，为员工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培训，例如教授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软技能，可提高生产力和员工留任率，为组织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劳动本应帮助人们塑造健全的人格。但当人们每一次点击鼠标、每一分钟坐在工位的情况都被量化、分析，人们难免丧失工作应有的积极回馈。在“绩效至上”的系统里，管理者也在为看不到头的目标疲于奔命，没有人会是赢家。

　　当监控被运用于越来越多的复杂场景时，保护每一个人权利的措施，也应越来越细致。比如，电子工牌装到环卫工人身上，即使初衷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也会让他们陷入“静止即处罚”的恐慌。

　　另一方面，隐私保护也不能只是“橱窗里的展示品”，看得见却摸不着。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信息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教授阿奎斯蒂曾说：“公共政策的目标之一应当是在个人、消费者和公民这些弱势者，与目前占据优势地位的数据持有者(如政府和企业)之间，实现更为均衡的权力平等。”管理者能对监控的目的进行各种解释，但被监控者的数据却处于“黑箱”中，难以得到切实保障。虽然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中要求收集者明示收集目的、方式、范围，并且征得被收集者的明确同意，但因技术隐蔽、信息类型特殊、取证复杂等原因，数据主体方维权难度大。此外，大多数人还要将生存作为一切的前提。

　　换言之，比起被监控对象，那些安装监控的人，才应当被更高的标准约束。行业协会或公司内部应设立独立的隐私保护委员会，定期审查监控措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建立企业信用评级，将违规企业向社会公示。如果管理者自身没有危机意识，终将会被员工的不满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