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文记得，那是位50多岁的女人，自称在电子厂工作。庭审时，女人一直在道歉：“对不起朱老师，给你添麻烦了，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

　　女人讲，她陆续被拉进7个微信群，群主是谁她不知道，管理员是谁她忘了，只说群里全在攻击朱之文。听到这些，朱之文没有生气，事后他告诉九派新闻，生气没用，这么多年他也疲了。

　　2011年成名，2012年上春晚，农民歌手的身份是光环也是桎梏，他被批评“不专业”，也因偶然出丑被嘲笑。2016年，短视频兴起，他的家门逐渐被一群“手机”围住，人们拍摄朱之文的一举一动配上吸睛的标题收割流量。

　　直到2020年4月，大门被两个醉汉踹开，朱之文与这群“手机”努力维系的和谐也被踹垮了。后来，他选择闭门不出，与邻居共用的院墙两侧分别放了梯子，两家常翻墙串门。

　　成名14年，朱之文听到了太多谩骂登录台湾网站的vpn，也原谅了一些声音。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有3则关于他的名誉权纠纷案的民事裁定书，朱之文均选择在调解后撤诉。

　　可这次，“她太恶劣了”。女人的账号上发布了999条视频，其中80%是骂人的内容，29条播放量超过5000次，还有一条播放量超过20万。朱之文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

　　“我做人，该窝囊的时候窝囊到底，该拼命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敢于拼命。”他声音高亢地说出这句话，带着必胜的决心，他厌透了这样的网络暴力。

　　朱之文常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自己的消息，多数时候他选择置之不理。2023年，朋友转来一条视频，视频中的朱之文身体膨胀着，用他的声音讲着猪狗的故事，“这就是变相的骂人”。

　　等气消了，朱之文想：“算了，也别搭理她。”可平台上推荐的类似视频越来越多，他烦了。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找到了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安明，准备起诉。

　　“这是我代理的同类型案件中，性质最恶劣的。”杨安明说，该自媒体账号2020年4月就开始发布类似视频，“她发布的视频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传播量也最广。”

　　杨安明介绍，律所接手案件后，起诉了平台，平台随后提供了该自媒体账号所有者的个人信息，“平台把这个账号封了好多次，但一旦解封，她就接着发。”短视频平台私信、加微信、打电话，多次尝试联系，对方均没有回复。

　　“发的视频不实，赶快删掉，就什么事都没了。”朱之文说，他不想把事情闹大。2022年起，他曾起诉过3名网暴者，最终均在调解后撤诉。“我没有要求经济赔偿，你承认错误，我不再搭理你，就行了。”

　　可这次网暴者始终没有出面，其间，她的丈夫曾联系律师希望调解，朱之文认为丈夫不能代表本人，这样的调解没有诚意，便拒绝了。

　　庭审过程中，女人对着法官道歉，对着朱之文道歉，却说不出发视频的缘由和收益。朱之文不接受这样的道歉，“她没有诚意”。

　　根据法律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罪、诽谤罪中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女人的账号上发布了999条视频，其中80%是骂人的内容，29条播放量超过5000次，还有一条播放量超过20万。

　　“做错事，要不然就真诚地道歉，要不然就接受法律的审判。”朱之文说，他在意判决结果。庭审结束后，他故意从另一扇门离开，不想与她相遇，“看见就烦”。

　　过往的报道中，朱之文很少如此强烈地表达愤怒。常处于镜头下，他不敢生气，深知有冲突就有流量，“再被人家胡说八道发网上去”。为了维持良好形象，朱之文不断让渡自己的权利，侵害也随之而来。

　　最让他恼火的是借钱。刚出名时，朱之文很少拒绝媒体采访，几乎有求必应。有回一位女孩敲门，声称自己是媒体的实习生，想来采访他，报道写得好，她才能转正。“不能让人家丢饭碗，咱得好好配合。”朱之文说。

　　采访结束，女孩询问他下一场演出的地址，并希望一同前往补充几个镜头。演出结束后，朱之文还没吃饭就被女孩拉走了，两人来到朱之文的房间，刚进屋女孩就把门关上，扑通跪在地上，说她不是记者，信用卡透支了，想借20万。

　　“我心里难受死了，那几天我拼命配合，这一跪吓得我头都蒙了，我多委屈啊。”朱之文说，可他什么都不敢做，只好拨通酒店前台的电话求助。

　　还有一次，一个人加了朱之文的微信，说自己在做公益，想让他捐3万块钱。朱之文捐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收到一个匿名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堆印刷的彩画钞票，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朱之文捐钱有功，给你发几个月奖金。”

　　2016年，短视频平台兴起，朱之文的门外开始出现举着手机拍摄的人。“那几年拍他确实有流量，能赚到钱。”一位曾拍摄过朱之文的村民说。

　　朱楼村的土地少，每家分到的地种出的粮食刚够自家吃，村里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和中年妇女为了赚点钱，举着手机挤在了朱之文的门口。这位村民回忆，那时朱之文经常在村里的舞台演出。

　　2020年，朱之文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报道中，他对围观的“手机”还略有迎合，他朝着镜头打招呼，在镜头下卖力地干着农活。朱之文的妻子不识字，也在那时注册了短视频账号，拍摄家里的生活。

　　直到那年的4月15日，两名醉酒的陌生男人踹开了他的家门，朱之文才开始思考他与镜头的距离。“那几年，半夜都有敲门声，天天敲，受不了也得受啊。”后来，他选择闭门不出。

　　“要是社会上把朱之文这个名字忘掉，网上没有朱之文及家人的任何消息，这样的生活是过到天上去了。”朱之文说。2020年过后，外地人进村变得困难，他过了两年多的清静日子。

　　可流量没有放过他。春节前，一家单位给朱之文送了几个红灯笼挂在院子里，一位醉酒的邻居走过来，开玩笑地说：“给我一对灯笼。”朱之文把灯笼递给他。邻居接下灯笼却说：“俺家穷，我不值，我不要。”

　　邻居的这句话被剪辑出来发在网上，配以“大衣哥给村里送年货，因礼太轻被退回”的标题，视频很快得到关注。

　　春节期间，来村中拍摄的人多了起来，还有人趁着关门瞬间，朝门缝儿里伸进一只脚，硬把门挤开，朱之文的妻子无奈地将她推出。

　　这几年，朱之文正在与社会告别。他不再主动接商演，除非政府邀请或挚友介绍。“我这个岁数了，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啊。”妻子的短视频账号早在2023年就停更了。

　　他不出门，也不让家人出门。家中生活物品大多靠网购，快递驿站在两三公里远的地方，他看着门外没人，便开着电车前往。回来时打开手机，看看门口的摄像头，门外有人，他就转头溜向河边散步，等没人了再返回。

　　儿子朱单伟初中辍学后，跟着朱之文跑了几次演出，便没有再找工作。也许是因为受的伤害太深，朱之文曾对儿子说：“人家叫你去工作，是想拉你直播，说这是大衣哥的儿子，人家不是叫你去工作，而是拿你做宣传。”

　　他认为孩子小没有认知，离开他便没人照顾，怕学坏，“跟人打交道，咱有经验，三言两语能分辨出来，孩子太年轻，生人不让跟他接触。”朱单伟今年23岁，儿子快10个月了。他们一家住在朱之文的隔壁，两层高的小楼是朱之文设计的，小院的地砖和拱门也是他和邻居亲手铺设的。

　　多数时候，朱单伟一家三口就待着这个院子里。九派新闻到访这天，他们正在吃午饭，看到父亲领着陌生人进屋，两人没说一句话就躲进了卧室。

　　朱之文没有对财富的渴望。他拒绝直播带货，也不做代言，怕产品出问题坏了他的名声。朱楼村里打着“大衣哥”“之文”招牌的农家乐、菜园和饭馆，都不是他的。他说：“用就用吧，名字又不是我的专利。”

　　对于未来，他也没有任何计划，“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行了”。在他眼里，幸福是种着庄稼，做一顿手擀面，再抱着孙子晒太阳。

　　不出门会感到憋屈吗？“再憋屈也比被人家拍来拍去强。”朱之文回答。他起身领着记者参观小院，尽力展示这方小天地带给他的快乐。

　　一筐劈好的干柴靠墙放着，对面堆着一人高的废弃树干，“村里在挖河，我就去河边捡了点，柴火做饭好吃。”朱之文说。柴火堆旁是一小片花园，几株牡丹刚发出黄豆大的芽，芍药还埋在土里未露新枝。窄窄的葡萄架上挂着灯笼，铁笼里的公鸡扯着嗓子叫着。

　　朱单伟家的院子里，朱之文辟了片菜园，种着菠菜、香菜、韭菜、西红柿、茄子……他还种出过手臂长的大冬瓜。菜园旁有一小片鱼池，“我们都不用去外面买菜”。

　　逛完院子，朱之文走进儿子家。二楼的一个小房间放着他的“收藏”。房间门锁着，地上铺着厚地毯，看得出他极为珍视里面的“藏品”。门打开，映入眼帘的却是些老物件，带着天线的黑白电视机，还能放出声音的收音机，桌上整齐地摆着颇有年代感的空烟盒。

　　这里的物件多半是自己家留下的东西，老房子拆了，朱之文将这些东西收起来，每一件都是回忆。他拿出两个搪瓷碗说，小时候他吃饭不老实，总是把瓷碗打碎，父亲就买了两个搪瓷碗给他和妹妹用，“摔多远都摔不坏”。

　　他还爱收藏六七十年代的画，画里的人脸圆圆的，笑得灿烂朴实。这些画挂满了三个房间，大多数是复制品，原版画来自村里拆掉的老房子。

　　没有演出时，朱之文常在凌晨三四点醒来，趴在床上看会儿书，打开手机看看新闻，再起来给朋友打电话聊聊天。或沏一壶茶，拿出水写布，用毛笔在上面写写画画。劈柴、种菜、打理花园，每件事都能耗费掉半晌的时光，“我的生活就这些事，你可别笑话我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与朱之文告别那天，他把我们送到门口，刚走出来，一位小伙子拿着手机支架喊：“三叔，三叔，能跟我合张影吗？”朱之文看了一眼说：“我不认识他。”便冲他摆了摆手。我们分别后，朱之文又笑着朝小伙子走去，合了张影，才转身回到家中，锁上大门。